中国经济首先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恢复过来,2020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达到0.7%,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几乎恢复正常。正常情况下,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将争取8%以上的增长率,考虑到2020年经济基数低,2021年的增长仍然属于恢复性增长。

经济恢复正常后,经济增长的一些常规推动力开始起作用。2021年出口不确定性很大。投资弹性很大,特别是基础建设投资。消费目前正在逐渐反弹,2021年消费,特别是服务消费的总体表现将比2020年好。

由于疫情冲击,2020年我国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长目标。下一步建议采用就业指标领先和GDP收盘的增长指标体系。稳定增长是为了稳定就业,就业指标也可以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的利用情况,应成为努力完成的指标。过去,城乡二元结构、统计能力不足、农村隐蔽失业难以计算,采用城市调查失业率和新就业人数指标,未能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指标。目前,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0%,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处于世界前列,只要真正重视,我们就可以形成全面、客观、及时反映城乡就业真实状况的数据,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。

另外,可以采用反映居民人均收入、物价水平、宏观杠杆率、总要素生产率、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新发展理念的全球指标。GDP指标还是要看的,但要有期待性、结果性、后处性,不能再作为帅指标使用。如果上述指标处于正常或良好区间,则GDP增长率为宜。

针对疫情的冲击,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的程度掌握得比较好。与西方国家的缓和政策不同,我们只是在没有洪水泛滥,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时适度放松而已。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,下一个宏观政策也应相应恢复正常状态。财政政策可能不会一次退出一个阶段,但财政赤字的规模会减少。另外,疫情期间宏观杠杆率有所提高,经济恢复正常,逐渐稳定后,杠杆率应相应降低到适当水平。

要知道,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均衡问题,中长期经济增长更依赖结构潜力。目前,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关注宏观政策。因为结构上的潜力很小。经济增长主要由更新的需求推动。例如,房子破了需要改造,汽车旧了换成新的等。与发达国家不同,中国不是很依赖宏观刺激政策,而是具有相当大的结构潜力。过去几年,在我国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,高增长依赖高投资,高投资主要由基础、房地产等推动。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,这种结构潜力逐渐减弱,“145”期间应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结构潜力,即一般所说的增长动能转换。

“十一五”期间,中国国内大循环要发挥好“132”的结构潜力。“一”是指以城市圈、城市群发展为龙头,为下一个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开辟空间。“三”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,我国经济循环进程的新三大板块,即基础产业效率不高、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不大、基础研发能力不强。“2”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。

“132”结构潜力在未来5 ~ 10年内可以发挥作用,但现在受到制度机制政策的一定制约,需要通过更强有力、更有效的改革开放,使这些结构潜力成为现实的增长动力。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,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学考试,为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转移创造条件。

二是推进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。空间规划(包括城市规划)要尊重市场力量,根据人口流动这一重要市长/市场信号分配土地指标、财政补贴资金等,并根据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。

第三,包括油气、铁路、通信、电力、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正在对促进竞争和放宽准入进行进一步探索。

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是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机制,继续推进和扩大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,通过与人力一起流动的政策,逐步开放农村和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之间的联系。

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。

此外,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。我们已经签署了RCEP,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,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,促进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,加快高水平的市长/市场体系建设。

要实现“145”计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,就要更加注意提高增长质量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合理汇率上升,加上可以争取的实际增长率,到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。

(作者刘世珍,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。这篇文章由《中国经济评论》杂志社投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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